深圳学者罗伟仁：当前“分子肿瘤学”需战略性迈向“融合肿瘤学”

现代分子肿瘤学主要依托分子生物学技术，在基因与分子层面系统解析肿瘤的发生机制、演进规律及微环境调控网络，并支撑肿瘤的精准预防、早期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当前研究热点涵盖分子分型、癌症多组学、靶向干预及免疫治疗等方向，代表性成果包括EGFR和ALK基因驱动的靶向药物，以及PD-1/PD-L1通路抑制剂等免疫检查点疗法。

“分子肿瘤学的发展在理论渊源上直接承袭并深化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体细胞突变范式。事实上，现代医学在研究范式上深受分子系统医学的影响，并随着测序技术的持续挖掘（如多组学）而进入根深蒂固的还原论时代：无论是结核等感染性疾病，还是‌阿尔茨海默、帕金森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抑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当前研究范式普遍聚焦于分子靶点的识别、验证与转化应用。” 南方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研究员罗伟仁、这位2024—2025年入选斯坦福大学“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的深圳学者表示。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如罗伟仁在2026年6月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所指出：益于过去数十年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及我国恶性肿瘤患者生存情况已显现出积极趋势。然而，“体细胞突变论”作为肿瘤学研究与临床实践的主导范式，在解释治疗抵抗、肿瘤复发与转移及异质性等关键现象时，日益暴露出根本性的理论局限。这也直接导致晚期癌症患者的生存率依旧堪忧。纵然在后基因组时代，基于基因组学和其他多组学的研究进展迅速，数百种抗癌新药相继问世，但大多数肿瘤类型仍难以实现长期无病生存，完全治愈的病例更是罕见。

罗伟仁博士毕业于南方医科大学肿瘤学专业，师从中国科学院院士、鼻咽癌研究奠基人姚开泰教授；后获首批国家留学基金委-广东省地方合作公派项目资助，赴美国UCB劳伦斯国家实验室访学，师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3D类器官研究奠基人Bissell MJ教授。近年来，他通过译介国际前沿著作《重新思考癌症》与《癌症生态学与进化》，并融合本土鼻咽癌研究实践，系统引入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原理，推动我国肿瘤生态学发展及“新肿瘤学”理论体系构建，助力从以体细胞突变为主导的分子肿瘤学转向以系统生态进化观为内核的融合肿瘤学(Convergent Oncology)。

基于对我国南方高发肿瘤二十余年的探索与反思，他于2023年提出“鼻咽癌生态学理论”，主张从生态进化视角理解并干预该疾病，并凝练核心命题：“癌症是生态病，而非基因病”。他将梭形癌细胞（源于EMT）、拟态等解释为环境压力下的生态适应表型；将肿瘤出芽视为脱离主瘤的“生态岛屿”；将侵袭边缘定义为动态交互的“生态过渡带”，其不规则界面通过持续激活增殖信号提升局部细胞适应度，呈现显著边缘效应；更以中国传统“桑基鱼塘”模式类比癌细胞种群与微环境中各类细胞间的互利共生关系。由此，他提出“医学生态病理学”——运用生态学与进化原理系统阐释人类疾病的病因、机制、病理改变与转归规律。

2024年，罗伟仁主译的《重新思考癌症》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原著联合主编Bissell MJ教授因在“研究动态互惠及细胞外基质与微环境方面所做的贡献，革命性地改变了肿瘤学和组织稳态领域”，获2020年加拿大盖尔德纳国际奖。该专著跳出单一的基因突变视角，从理论、系统、时间与（微）环境四个维度对癌症进行融合重构，引入“科学进步观”“中尺度结构”“治疗超进展与尼采效应”“达尔文进化论”“返祖现象”等理念，开创性提出“癌症系统观”新范式。例如该专著强调，精准医疗必须尊重时间维度——不仅选择最优药物，更要确定最佳剂量、用药时机与疗程。此外，治疗抵抗并不是突变驱动所导致，其本质是多样化与选择相互作用的结果；接受这一达尔文解释，可将二者转化为可干预变量，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调控。

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罗伟仁主译的《癌症生态学与进化》进一步融合体细胞选择、生态学、行为生态学、自然选择与进化医学五大框架，揭示癌症是一部生态与进化交织的生活史，并据此重构肿瘤治疗逻辑。例如，适应性治疗的核心原则在于，治疗本身须具备动力学特征，与肿瘤种群的动态演化相匹配。方案应基于肿瘤当前适应性状态实时调整，并结合对其未来演化趋势的预测，动态优化药物种类、剂量与给药时机。具体而言有两点：一是以最小有效剂量控制症状，而非追求最大耐受剂量；二在初步控瘤后暂停用药，利用敏感细胞恢复快、耐药细胞适应度代价高的生态规律，抑制后者扩张。

有别于在既有框架下对其中要素的简单叠加或优化整合，“融合”的核心在于通过不同学科领域的深度协同，进而催生新的研究范式。罗伟仁在译后记《重构肿瘤学研究与实践范式》中特别指出：在基础层面，亟需对“体细胞突变论”框架下的研究范式，包括常见的肿瘤分子实验设计思路，进行系统性反思与重构；应深入研读生态学相关著作，系统吸收新理论与新方法；加强与进化生物学、物理学及计算数学等学科的跨领域协作与深度融合。”